随着国际惯例与普世价值的盛行，环保主义已然成为一种时尚。在一个官方提倡唯物主义辨证法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版《寂静的春天》时，居然丝毫不提美国科学界对禁止 DDT 的抗议，以及 Gordon Edwards 博士。很多科学家认为，对 DDT 的禁用导致第三世界国家大量人民死于疟疾；而 Gordon Edwards 每个学年都会在学生面前吞食一勺 DDT （所谓的致病量的二十倍），他活到了 84 岁（在登山时死于心脏病）。

　　遗憾的是，国内很少有资料提到这些，仅仅在一本科幻小说（恐惧状态）中提到了。考虑到科幻小说的影响力及在国内的地位，很难说这能使大众意识到 DDT 神话背后的政治意义。最大的神话莫过于《寂静的春天》导致了 DDT 被禁，其实这本书仅仅是个舆论工具。EPA 就 DDT 问题举行了长达七个月的听证会，生物学家和环境专家提供了 9000 页的证言，大部分专家都反对禁止 DDT  的提案。然而 EPA 的主席 William Ruckelshaus 在根本没有出席听证会的情况下通过了禁止 DDT 的提案——听证会只是个浪费美国纳税人钱的幌子罢了。当然，环保主义者会给这些反对禁止 DDT 的专家贴上石油化工产业代言人的标签。后来的事情成为了历史，Racheal Carson 成了英雄，而 DDT 被打入冷宫。然而发达国家的人民却很少知道在第三世界国家发生的事情，大量本来可以被 DDT 挽救的人民死于疟疾。是的，《寂静的春天》拯救了很多鸟类的生命，DDT 等化学药品的确不应该被滥用，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命又价值几何呢。伪善的环保主义者不用为此负责，因为这注定是精英政的阳谋。很多人甚至认为这是世界银行、罗马俱乐部全球化策略的一个关键环节——对于环保主义者，这不过是老掉牙的阴谋论。

  让我们还是看看数据吧。以斯里兰卡（锡兰）为例，在 1946 年（使用 DDT 之前）有接近三百万例疟疾病例，死亡超过一万人；然而在大规模使用 DDT 之后，1963 年1仅有十七例疟疾，一人死亡；停止使用 DDT 五年后的 1969 年，死亡数迅速攀升到一百多人，病例则达到了五十万之巨。如今，疟疾已经成为了禁用 DDT 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噩梦。在南非这样的发达国家，疟疾的发病率也在禁用 DDT 之后增加了一个数量级。中国人可能对于青蒿素这一疟疾特效药津津乐道，然而这一治疗手段无论是成本还是效果都不能预防疟疾的 DDT 相提并论。

我并不是一个阴谋论者，也不是一个反对环境保护的保守主义者。本文基本上是 Bring Back DDT, and Science With It! 的中文摘要。

　　其实要自称托派还是很容易的，因为它早就成为一个贬义的虚词。不过真正的托派（Trotskyist）都是社会主义者，就算没有通读资本论，也应该对社会主义理论有深刻的认识。按这个标准，我至多是个同情托派的左派。自从大革命失败之后，托派在中国就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很多左翼知识分子都自称托派，到现在也有很多托派的机构和组织。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托派只有理论，没有掌握过实权。陈独秀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还不是托派；Trotsky 组织红军的时候也未必符合现在的托派标准。那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一国社会主义

　　如果托派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就必须承认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两回事）。这一论断也部分地被苏联的解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所论证。虽然资本主义受困于金融危机，但是很难说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其巅峰。全球化已经把大部分国家捆绑在资本主义的车轮上，要想脱离全球化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乐观的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最终将进化到社会主义全球化，但即便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也不是百十年能完成的。

经济理论缺失

　　虽然冠名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书籍满天飞，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是匮乏的。托派的经济理论更是脱离实践的，也许托派能对资本主义提出深刻的批判，但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是另外一回事。毕竟，托派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实践其经济理论。目前自称托派的 Hugo Chavez 在委内瑞拉建设所谓的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不知道是否能为托派积攒些经济理论。我对托派是否能在目前的全球环经济中在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建设经济都表示怀疑，自然对社会会主义的全球化经济表示悲观。更何况，资本主义全球化通过经济手段绑架了全球经济，其逆过程毫无疑问地会导致全球经济崩溃。

民族国家问题

　　托派的国际主义基调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不兼容的。且不谈社会主义是否需要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捆绑，社会主义与伊斯兰教、基督教的教义是相悖的。一国社会主义革命总是由爱国主义激发的，“纯洁”的托派被骂做卖国者也是情有可原的。正因为如此，自称托派的 Hugo Chevaz 要搞社会主义也要以上帝的名义来进行。民族国家并没有因为全球化而削弱，反而被加强了。在这种大背景下，托派也就在一小撮左翼知识分子中有市场，不太可能领导新的革命。因此，领导尼泊尔革命的只可能是毛派，而不是相对正统的联合马列派。

　　说了这么多问题，并不代表我对托派和社会主义持悲观态度；相反，我认为托派一直是在为长期斗争作准备的，就像阿西莫夫笔下的第二基地一样。

注：由于本人的托派立场，文中社会主义均指托派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To live is to experience.